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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控风险等方面进步显著，但仍存资金配置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占比低、资本市场功能不健全等问题。“十五五”规划料将聚焦金融战略升级，并以建设“金融强国”为核心，重点破解七大金融领域难题，深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慎”转向“有序”，强化风险防控全链条机制。银行业将更加优化信贷结构，保险业逐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基金业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变，证券业将继续向功能性、专业化方向发展，资本市场短期迎估值修复、中长期结构升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金融支撑。

　　“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体系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风险上成效显著，构建“一行一局一会”监管架构并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直接融资比重稳步提升；但仍存在资金配置结构性失衡、直接融资占比低、资本市场功能不健全等突出问题。

　　“十五五”规划以建设“金融强国”为核心战略，重点破解七大金融领域难题：资金配置失衡、直接融资占比偏低、金融风险隐患未消、金融开放与安全平衡难、金融科技监管滞后、绿色金融体系不成熟、

　　支撑不足。规划深耕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构建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体系，绿色金融统一标准并丰富碳金融产品，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扩大服务覆盖，养老金融完善多支柱保障体系，数字金融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与应用；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从“稳慎”转向“有序”，构建完善的战略支撑体系与跨境回流机制；强化“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全链条风险防控机制，依托科技提升风险监测与处置效率。

　　在金融机构发展方向上，银行业将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低碳等领域的资源倾斜；保险业逐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项目；基金业从“重规模”向“重回报”转变，强化投研能力以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证券业继续向功能性、专业化方向发展，深化投行、财富管理等业务服务质效。资本市场方面，短期有望迎来估值系统性修复，中长期将实现结构升级，进一步提升直接融资比重与机构投资者占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金融支撑。

　　“十四五”规划将金融体系定位为支撑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枢纽，明确提出“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并突出强调金融必须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将维护金融安全提升至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维度。规划系统提出了“十四五”期间金融改革的顶层架构，聚焦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效率和稳健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金融支持。在总体战略层面，规划提出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金融体系结构优化和制度型开放。具体包括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构建更加灵敏有效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和期限结构的合理性。同时，规划着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明确提出要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补齐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短板，构建涵盖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及区域股权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资本与科技、产业的高水平循环。在市场主体方面，规划要求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治理质量和信息披露水平，建立健全常态化、多元化的退市机制，实现资本市场“进口关”与“出口关”的双向优化。

　　“十四五”期间中国金融政策实现由“服务实体经济”向“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转型，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新国九条”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部署，系统构建了新时代金融发展顶层框架。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年10月）首次将金融安全明确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强调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效能”，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从国家战略全局高度确立了金融工作的根本遵循。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成为“十四五”期间金融政策演进的关键转折点。会议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和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系统阐释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工作的政治方向和战略任务。会议旗帜鲜明地要求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并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确立为基本方针。尤为重要的是，会议首次提出全力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为金融业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重点领域和实践路径。

　　随后的多项高层部署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了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举措。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24年5月）聚焦“推动经济金融良性循环”，突出强调金融资源要更精准有效地支持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科技与金融的高水平循环。2024年4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新国九条”），着眼于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从完善发行上市制度、强化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加大退市力度、加强投资者保护等16个方面作出系统安排，旨在显著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和发展质量。二十届三中全会（2024年7月）则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注重各项金融改革的系统性集成和协同高效。

　　在监管体制方面，重大改革亦同步推进。2023年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原银保监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集中行使机构监管与行为监管职能。证监会调整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强化资本市场监管职责。由此，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为核心的“一行一局一会”新监管架构。这一调整有效解决了原有体制中存在的监管职责交叉、空白等问题，强化了监管的统一性、穿透性和专业性，为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行为监管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体系深化改革、稳步开放，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总体实现了预期目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增强。截至2025年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433.66万亿元，同比增长8.8%。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65.42万亿元，同比增长6.6%，信贷支持保持较强力度，为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稳固的金融支撑。直接融资比重实现稳步提升，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5年8月末，企业债券余额为33.47万亿元，同比增长3.7%；政府债券余额为91.36万亿元，同比增长21.1%，体现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支持；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11.99万亿元，同比增长3.4%。直接融资渠道的拓宽有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分散金融体系风险。

　　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金融体系稳健性持续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总体稳定，不良贷款率始终控制在较低水平；重点金融机构平均资本充足率保持在14%以上，风险抵御能力显著提升。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协同发力，重点领域风险得到有效遏制，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事件。据9月22日“十四五”时期金融业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披露，“十四五”时期，金融监管部门始终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作为监管首位主责，在多领域纵深推进风险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从核心指标看，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偿付能力等关键监管指标持续处于“健康区间”；从风险处置成效看，5年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规模较“十三五”时期增幅超40%，行业抵御风险的资本与拨备总规模突破50万亿元，为应对各类挑战筑牢坚实的韧性基础。

　　金融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截至2025年8月末，人民币在全球支付货币中的份额提升至2.93%，较2020年末上升超1个百分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也由10.92%上调至12.28%，反映出人民币储备货币和计价结算职能进一步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可度持续提升。

　　我国金融体系经过多年改革发展，已形成了以银行体系为主导、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为补充的多层次结构，在支持实体经济、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转型进入攻坚期，经济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国际金融环境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交织，金融领域仍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挑战，这些问题制约着金融功能的有效发挥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提升，亟需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引导加以解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精准度仍然不足，资金沉淀与错配问题突出。当前信贷资源过度集中于国有企业、大型基建和房地产等传统领域，而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以及科技创新企业的金融支持仍显不足。2025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国企高出1.5-2个百分点。金融机构在授信审批中依旧依赖抵押担保和传统财务指标，缺乏匹配新质生产力特征的风险评估方式，导致轻资产、高成长性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

　　资本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支持创新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发挥。尽管“十四五”以来直接融资比重有所提高，2025年8月末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为31.6%，但仍显著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股票市场层面，A股市场仍存在波动性较高、定价效率偏低的问题。尽管注册制改革已正式落地实施，但退市机制尚未完全畅通，2024年市场退市率仅约1%，显著低于美国（6%-10%）、英国（5%以上）等成熟市场水平。债券市场方面，利率债与信用债仍存在分割，评级区分度不足、违约处置机制偏弱，风险定价能力有限。总体来看，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的能力仍需增强，提升直接融资比重、完善资本市场功能仍是未来改革的重点。

　　在金融体系稳步发展的同时，潜在风险点依旧存在，且表现出一定的结构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待化解，部分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问题尚未完全缓释，影子银行在政策收紧与套利空间再现的背景下存在复活压力。同时，中小金融机构公司治理薄弱、资产质量承压明显，风险处置和退出机制仍不健全。上述问题导致金融体系仍处于“去杠杆—防风险—稳增长”的动态平衡中，风险传染与外溢的可能性仍需高度关注。

　　在金融开放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正在放大对我国的冲击效应。截至2025年5月，

　　间债券市场已迎来超过70个国家与地区的1169家国际投资者；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在岸债券规模达4.35万亿元人民币，近五年年均复合增速约12%，显示国际参与度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地缘政治冲突频发，使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明显上升，人民币汇率承压，国内市场受外部溢出影响的风险提升。跨境资金监管仍存在制度割裂、信息孤岛等问题，中资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和合规能力亦面临挑战。如何在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同时筑牢金融安全屏障，已成为监管与政策的重要命题。

　　科技驱动正在深刻改变金融生态，但监管适应性不足带来新挑战。我国数字支付、智能投顾、区块链应用等发展迅速，2024年

　　支付交易额达到563.7万亿元，移动支付用户规模超过10亿，普及率居全球首位。然而，数字货币、加密资产、去中心化金融（DeFi）等新型业态缺乏有效监管框架，带来数据安全、算法伦理与跨境协调难题。人工智能在投资与风控领域应用加深，但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不足。总体而言，如何在激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对现行监管框架提出了新考验。

　　绿色金融已取得显著成就，但市场化与国际化水平仍不足。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市场，2025年绿色信贷余额超40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超过2万亿元。但绿色金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标准体系尚未统一，各部门、各地区对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存在差异，影响市场一致性和国际互认；二是信息披露质量参差不齐，与国际标准相比仍有差距，影响市场公信力；三是产品创新仍显不足，绿色期货、碳金融衍生品、气候保险等风险管理和投资工具发展滞后，碳市场流动性有限，价格发现功能不健全。此外，部分企业存在“洗绿”“漂绿”行为，绿色金融资源配置尚未完全实现精准直达。整体而言，绿色金融市场仍以政策驱动为主，市场化激励约束机制和内生动能仍有待加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养老金融的短板日益凸显。预计到203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30%。现行养老金融体系结构失衡，第一支柱公共养老保险占比超过60%，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覆盖有限，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发展较慢。截至2024年11月底，全国已经开通了7279万个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实际缴费人数只有1540万，缴费率不到21%。符合养老需求的金融产品供给不足，养老目标基金、商业养老保险等规模较小，难以满足多元化的养老储备需求。长期资金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机制不畅，保险资金、社保基金等长期资本入市比例仍偏低。同时，养老金融与养老产业融合程度不足，资金供给与养老服务供给之间缺乏有效转化渠道。养老金融在制度设计、产品创新、资产配置与服务生态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难以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长期资金需求和社会养老压力。

　　“十五五”期间，我国金融战略定位将实现从“服务实体经济”到“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升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从制造强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内涵包括六个强大：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十五五”期间，金融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将形成深度融合。一方面，金融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支持；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也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内生动力。

　　“十五五”期间，金融强国建设的路径将更加明确。一是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储备中的使用比例显著提高，预计到2030年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提升至5%以上。二是完善货币政策框架，健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增强货币政策调控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三是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机构，支持中资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做大做强，打造3-5家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榜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四是建设与国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以上海、香港、深圳为重点，构建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金融中心体系。五是构建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升穿透式监管能力。六是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能力的金融人才，建立与金融强国建设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体系。

　　金融强国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主要体现在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对绿色转型的引导、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以及对新型工业化的助力等方面。金融是科技创新的加速器。十五五期间，金融将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创业投资、科技信贷等方式，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多元化、精准化的资金支持，助力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金融等工具，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金融支持共同富裕方面，通过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方式，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覆盖面，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均衡，缩小地区、城乡、群体间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支持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十五五”期间中国金融的国际定位将更加清晰，主要体现在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安全的平衡、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路径以及金融开放与金融主权的协调等方面。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将更加注重风险防控，实现开放与安全的动态平衡。重点推进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资计价、储备货币等方面的国际使用，同时建立健全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机制。

　　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全球金融稳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在金融开放与金融主权协调方面，中国将坚持金融开放的大方向不变，同时更加注重金融主权维护和风险防控，实现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

　　科技金融在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不仅是资金供给的一种方式，更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桥梁。随着我国进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科技金融已经从边缘性的金融补充逐步上升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和实现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动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2023年）明确提出，要“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并强调通过资本市场、信贷支持和多元融资渠道为科技企业营造良好环境。“十五五”期间，科技金融将重点构建多层次科技创新融资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资金支持，同时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引导功能，提升直接融资比重，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融资环境。金融机构也将加大创新力度，推出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结合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进一步增强社会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信心，为创新创业营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竞争日趋激烈，已经成为大国博弈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领域。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正处于由“跟跑”向“并跑”、乃至“领跑”的关键阶段，这一转型窗口极为宝贵。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仅依赖科研人员的持续攻关，也需要金融体系提供充足、灵活且高效的资金支持。《“十四五”金融业发展规划》指出，要“加快发展科技金融，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资服务链”，推动金融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国务院发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细则》也进一步明确了金融在成果转化中的支持路径。然而，科技创新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等特点，与传统金融追求稳健、安全和短期回报的模式存在天然矛盾，使得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满足科技创新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发展一套符合科技企业成长规律的新型金融支持体系。

　　为破解上述矛盾，“十五五”期间的科技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清晰：一方面，要健全多层次科技创新融资体系，完善从种子期、初创期到成长期、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融资链条，逐步形成以创投和私募为主体、资本市场为核心、银行信贷为补充的多元化格局；另一方面，要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深化科创板改革，完善注册制和并购重组等制度安排，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与创新要素的高效匹配。同时，金融机构需加快创新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设立科技支行，探索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预期收益质押等方式，并建立以研发投入、专利数量和市场潜力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政府层面则应完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以及探索科技保险、专利保险、研发失败保险等工具，有效分散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积极性。近年来，央行已设立科技创新再贷款工具，并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显示出政策逐渐由点状支持走向系统化布局。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科技金融专营机构将加速发展。银行、保险、基金和券商等将设立更多专业化部门或子公司，逐渐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服务能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将促使资本不仅“投钱”，更能“投人”和“投资源”，实现资金、技术和产业的协同发展。同时，科技金融的区域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创新高地，金融与科技将相互促进，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科技金融生态圈。这些生态圈将成为创新企业的“孵化器”和“加速器”，推动我国在更多前沿科技领域实现由追赶向引领的跨越。这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金融监管部门近年强调的“金融服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高度契合。

　　绿色金融在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其重要性已经从单纯的环保领域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支柱。绿色金融不仅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产业升级和污染治理的重要抓手，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绿色金融的发展方向将更加明确和系统化，重点在于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推动绿色项目的认定和分类规则与国际接轨，逐步形成统一、透明、可操作性强的绿色金融标准，为资本流向绿色产业提供制度依据。与此同时，还将进一步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不仅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还会发展碳金融产品、绿色保险、转型金融工具等多样化选择，从而满足不同类型企业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为了提高金融机构参与绿色转型的积极性，未来将构建更完善的绿色金融政策激励机制。例如通过差异化存款准备金率、利率优惠、再贷款支持等方式，引导更多信贷资源流向绿色产业。同时，绿色金融还将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理念深度融合，推动金融机构在投资和贷款决策中嵌入环境风险评估。加强环境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将成为监管部门的重要抓手，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全面、真实、及时地披露碳排放、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核心指标，以提高市场透明度和约束力。

　　我国已明确提出“3060双碳目标”（即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战略目标不仅是对国内经济绿色发展的要求，更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承诺。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其规模之大超出以往任何一轮产业升级。据多方估算，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投资约140万亿元，涵盖能源生产、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建筑改造、碳捕集与封存等多个领域。这一数字相当于我国近三年

　　的总和，充分说明其资金需求之庞大。仅靠财政资金远远不够，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和资源配置功能，推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绿色低碳转型。

　　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体系将承担起“桥梁”和“放大器”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要通过市场化机制把长期资金引导到绿色产业，使绿色项目获得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金融要通过风险分散、成本分担、收益共享的方式，增强社会资本的投资信心。例如，绿色信贷可降低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绿色债券可拓展资本市场融资渠道，碳交易市场则为企业节能减排创造经济价值。在国际层面，我国还将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标准和产品的互认，扩大人民币绿色资产的国际影响力，争取在全球绿色金融体系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普惠金融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关乎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更关乎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小微企业融资难、农户融资难等问题得到一定缓解，普惠贷款余额不断增长，普惠信贷服务覆盖人群逐步扩大，农村支付体系、移动支付等新兴渠道快速普及，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更广阔的城乡基层。但必须看到，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金融服务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偏远农村和低收入群体仍面临金融服务可得性不足、成本较高等困境。因此，在“十五五”期间，普惠金融将朝着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覆盖的方向发展，力争成为推动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

　　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的普惠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精准和系统。一方面，要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组织体系，优化普惠金融机构布局，鼓励中小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深耕基层金融服务，支持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差异化发展。同时，在合规监管框架下，互联网金融机构也将被鼓励发挥技术优势，创新线上化、智能化的服务模式，提升普惠金融的覆盖面和便利性。另一方面，要完善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针对小微企业、农户、灵活就业者、低收入人群等不同群体，开发差异化、精准化的金融产品，如创业担保贷款、农业生产贷款、助学贷款、养老储蓄等，切实满足他们的多样化金融需求。此外，还要强化政策支持，完善财税激励、货币政策工具、监管考核等措施，既降低金融机构提供普惠服务的成本，又提升其可持续性与内生动力。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得到加强，包括进一步完善征信系统、支付清算系统、农村网点布局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从而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安全性与便利性。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数字普惠金融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主流方向。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金融服务将更加智能化、场景化和个性化，不仅能有效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还能通过对用户行为和信用数据的精准分析，提高贷款发放、风险定价和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在此过程中，普惠金融与国家战略的融合将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中，金融服务将精准对接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产业发展需求，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与《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的“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可持续性”的目标高度契合。与此同时，普惠金融还将与社会保障体系协同发展，通过提供普惠保险、养老金金融产品、小额信贷等，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为他们提供更为全面的金融保障。随着这些举措的落地，普惠金融不仅将在提升金融包容性上发挥作用，更将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更加深远的战略价值。

　　养老金融将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与社会保障体系相结合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23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9.8%，预计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亿，占总人口的30%左右，届时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这种背景下，养老金缺口问题日益凸显，仅依靠传统的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难以满足庞大且多元化的养老需求。人口老龄化不仅带来社会保障压力，也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通过发展养老金融来拓展资金来源，提升资金运作效率，并为老龄人群提供更加全面、多样和个性化的金融保障。

　　在“十五五”期间，养老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系统化和前瞻性。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层次养老金融体系，推动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多支柱体系协同发展，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担责任的格局，以分散风险、提高保障水平。另一方面，要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开发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稳健型养老理财、保障型养老保险、长期养老基金、灵活的养老信托等，既满足不同收入群体的养老储备需求，也兼顾不同风险偏好和资产配置需求。同时，还需完善养老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健全养老金融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优化税收优惠政策，推动建立养老金融产品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公信力，从而增强公众参与养老金融的信任度和积极性。

　　除了产品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养老金融还需要与养老服务深度融合，推动形成“金融+养老”的新模式。未来，金融资本将进一步进入养老服务领域，支持养老地产、智慧养老社区、医养结合机构、长期护理保险等新型养老模式发展。这种融合不仅可以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稳定资金来源，还能通过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向长期养老产业，从而推动养老产业与医疗、康养、康复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提升老龄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尤其是医养结合模式，将在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健康与照护需求方面发挥突出作用，而养老信托、健康保险等金融工具也能为这一模式提供有力支持。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个人养老金制度将全面推开，参与人数和资产规模将快速增长，成为养老金融市场的重要支柱。据统计，截至2025年一季度末，养老金产品已备案649只，实际运行573只，规模约为2.42万亿元，成立以来累计收益率约33.46%。这一进程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关于发展个人养老金的意见》中提出的“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要求高度一致。随着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的发展，养老金投资管理将更加市场化、专业化，投资将更加注重长期稳健回报，资产配置趋向多元化，投资管理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养老金融与财富管理将深度融合，成为财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居民资产配置从短期投机向长期投资转变，从而不仅缓解养老金缺口问题，也能促进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数字金融正迎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是金融行业自身变革的产物，更是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壮大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加速应用，金融服务模式和业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化手段极大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为小微企业融资、个人支付、跨境交易等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的新途径。目前，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50万亿元，数字金融发展势头强劲，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然而，数字金融在带来普惠与高效的同时，也引发了数据安全、算法歧视、技术依赖、跨境监管套利等一系列新风险与新挑战，这对政策设计、监管能力和市场秩序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十五五”期间，数字金融政策思路将更加清晰并趋于系统化。首先，将稳步推动数字人民币研发和应用，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和应用场景，既要在零售支付、政务缴费、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也要探索跨境支付和国际合作的可行路径，构建完善的数字人民币基础设施和生态体系。其次，将在鼓励创新的同时规范发展金融科技，推动金融机构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风控水平与服务效率，但同时要强化对新兴金融科技的监管，防范因技术失误或过度创新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再次，要加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推动金融数据的分类分级管理，完善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机制，既要释放数据的价值潜力，又要避免数据垄断、数据滥用等行为，保障市场公平与消费者权益。最后，将完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和监管框架，制定针对性更强的数字金融法律法规，明确各类市场主体的权责边界，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并通过监管沙盒等创新工具探索灵活、精准的监管模式。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将全面提速，并逐步从试点走向大规模应用。其在零售支付、工资发放、跨境支付等场景中的应用将更加普及，提升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和金融体系韧性，并可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逐步发挥更大作用。同时，金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也将加快推进，支付清算、征信系统、交易结算平台等将加速实现智能化升级，从而显著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透明度。监管科技（RegTech）也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要支撑，监管部门将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监测、精准识别和高效处置，提升对复杂金融活动和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能力。这与《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中关于“强化数字金融监管，完善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的要求高度契合。整体来看，数字金融将在保持创新活力的同时走向合规、透明和可持续发展，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体系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业的根本使命。随着我国经济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新阶段，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体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链现代化的紧迫任务。金融要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活水”作用，不仅要满足实体经济多样化、长期化的资金需求，还要通过优化制度安排、创新产品服务来提升精准性和有效性。“十五五”期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将更加系统化，重点围绕增强金融服务供给能力、健全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工具、提升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等方面发力。

　　首先，在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方面，“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匹配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机构将优化信贷结构，更多投向制造业升级、绿色转型、数字经济、乡村振兴等领域，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同时，金融服务评价体系也将逐步完善，更加注重贷款投向和融资效率，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满意度。其次，在健全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方面，将通过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丰富债券品种和股权融资渠道，为实体经济特别是重大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更加稳定、可持续的长期资金支持，避免企业过度依赖短期贷款。

　　再次，在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金融机构将根据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特征，开发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工具。例如，围绕制造业龙头企业和产业链核心企业，提供产业链金融服务，为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票据、应收账款融资、订单融资等综合解决方案；针对科技型企业，则将推广知识产权、研发投入贷款等创新产品，缓解科技创新“轻资产、难融资”的问题。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工具也将不断优化，提升对小微企业、农户等群体的支持力度。

　　最后，在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方面，“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多层次市场体系，构建包容性更强的市场生态，提升资本市场对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服务能力。预计产业链金融将成为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模式，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升级；科技创新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显著加大，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全方位支撑。同时，区域协调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也将更加完善，实施差异化金融政策，推动产业在不同区域合理流动和布局优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这与《十四五规划纲要》和《关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增强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的政策导向高度一致。

　　国际金融秩序重构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战略窗口期。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美联储降息周期开启削弱美元储备货币地位，全球央行购金潮与

　　扩张则暴露出现有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地缘博弈升级推动区域合作深化，RCEP实施与“一带一路”建设使人民币成为沿线核心锚货币，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对美元替代需求显著上升。2024年，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贸易融资、外汇储备中的平均使用份额分别为4.2%，5.5%和2.2%，较五年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从全球排名来看，人民币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第三大贸易融资货币。这表明近年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也与全球货币体系从“美元主导”向“多极发展”转型的大趋势直接呼应。

　　人民币国际化正沿着多维度路径稳步推进，形成了覆盖贸易、支付系统、数字支付与货币合作的立体化发展格局。首先，在人民币贸易结算领域持续突破。作为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中国经济发展对进口能源的需求长期处于高位。为降低传统能源贸易对美元定价结算体系的依赖，中国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上线了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品种，为全球原油等大宗商品贸易提供了非美元结算的新替代路径。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紧张态势持续升级，中国进一步深化与非美国家的贸易合作，通过政策引导与市场对接，不断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占比，让人民币成为更多双边贸易中的结算选择。其次，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近年来，美国频繁动用制裁与关税工具，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探索支付体系的替代方案，这一背景下CIPS的价值日益凸显。例如，在美国及其盟友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禁止俄多家银行接入SWIFT系统后，俄罗斯境内不少银行将部分外汇资产转为人民币，同时用CIPS替代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保障跨境资金正常流转。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在9月16日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支付清算论坛中透露，当前CIPS业务已覆盖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上半年累计处理业务402.95万笔，处理金额达90.19万亿元，如今已成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基础设施之一。再次，数字支付领域的探索走在国际前列。中国早在2019年底便率先推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即数字人民币，为跨境支付创新奠定基础。在跨境场景中，中国央行联合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及阿联酋央行共同发起多边数字货币桥项目（M-Bridge），自2022年起持续推进跨境数字货币结算实践；今年9月24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更于上海正式启动运营。随着国际支付格局的深度调整，中国有望进一步拓展数字支付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创新路径，持续巩固在数字金融领域的领先优势。最后，人民币双边互换协议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双边本币互换协议逐渐成为各国央行应对流动性风险的重要工具，多国陆续开展相关合作。中国也借此契机积极推进货币互换合作，参与方央行可借助协议额度，用本币兑换所需的外币流动性，保障跨境交易。截至2025年5月，中国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管理机构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4.5万亿元人民币，为人民币在区域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流动性支撑。

　　国家发改委的课题研究是“十五五”规划政策重心的重要前瞻性指引。从五年规划编制惯例来看，通常于规划启动前两年（2024年，对应“十五五”）启动研究课题征集，前一年（2025年）正式开展规划编制，规划启动当年（2026年）经全国两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印发，因此课题研究成果是规划编制的核心基础，可据此预判 “十五五”《纲要》的重点领域。回顾“十四五”时期，2020年发改委提出《“十四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和实施路径研究》课题，对应“十四五”规划中“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的表述，凸显“稳慎”的核心基调。而2024年发改委发布《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结合当前国际环境提供的战略窗口期与国内条件的持续积累（如CIPS覆盖范围扩大、数字人民币落地等），“十五五”规划或将把“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金融领域核心任务之一，政策导向从“稳慎推进”向“有序推进”升级，并设定清晰的时序目标与分层推进路径：短期聚焦数字人民币跨境场景扩容、CIPS全球覆盖率提升；中期推动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提升，同时前瞻性布局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回流机制、数字货币生态三大核心领域，为人民币更高阶国际化筑牢根基。

　　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在于构建完善的战略支撑体系与跨境回流机制。从当前现状看，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债券、股票的市值占比约为3%-4%左右，远低于支撑人民币实现更高阶国际化所需的临界水平。人民币若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需建立以资本市场为核心的有效回流机制，这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高水平开放必须同步推进：一方面，通过扩大资本市场准入、丰富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如国债、衍生品等），吸引境外长期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保障人民币资金“流出-循环-回流”的顺畅性。从国家战略维度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已不仅是金融体系自身改革的需求，更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战略支撑与必要前提，唯有形成“人民币输出-资产配置-资金回流”的闭环机制，才能避免国际化进程受阻，为“十五五”时期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奠定坚实基础。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也是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底线任务。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体系在规模、复杂性和关联度上都显著提升，潜在风险的传导链条更长、外溢性更强。“十五五”期间，金融风险防控将更加注重系统性、前瞻性和有效性，形成覆盖“预防—预警—处置—问责”的全链条制度体系，全面提升金融体系韧性。防控思路不仅局限于传统的风险治理，还将着眼于结构性风险化解、制度性缺陷弥补和潜在性风险前瞻管理，确保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金融体系能够稳健运行。

　　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处于可控状态，但局部和结构性风险仍然不容忽视。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仍是重中之重，部分地区举债冲动强烈，隐性债务规模庞大且隐蔽，容易引发财政金融联动风险；房地产金融风险依旧存在，部分房企高杠杆、高负债经营模式带来潜在违约隐患，同时也影响银行信贷和居民财富安全；影子银行、非标融资等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对金融监管形成挑战。此外，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深入，跨境资本流动波动性增强，叠加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外部冲击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也在加大；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算法歧视、平台垄断等新型风险。

　　“十五五”期间，防控金融风险的政策思路将更加系统化和差异化。一方面，要健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强化对大型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系统性机构的资本约束和流动性管理，防止“大而不能倒”风险；另一方面，要有序化解存量风险，推动高风险金融机构市场化、法治化处置，严控道德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将加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约束和透明化管理，建立地方债务监测和预警机制，强化终身问责和倒查制度，从源头遏制“隐性加杠杆”行为。房地产金融政策也将持续优化，强化“房住不炒”定位，稳步推进房地产金融风险处置和行业转型。

　　预计在“十五五”时期，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将更加完善：一是预警系统将智能化，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实时监测、动态识别和精准预警；二是风险处置工具将多样化，通过设立风险缓释基金、不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兼并重组等市场化方式化解风险；三是监管体系将更趋协调，央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监管联动将常态化，形成合力；四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将进一步健全，防止个体性金融风险演变为系统性社会风险。通过这些措施，我国将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随着金融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十五五”期间银行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转型升级环境，需把握“优化信贷结构、服务战略领域”的核心方向。银行业需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将更多资源向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金融等领域倾斜。例如在绿色低碳领域，通过专项信贷产品支持新能源项目、低碳企业发展；在科技创新领域，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高成长的特点，推出知识产权、科技信用贷等差异化产品，以金融活水精准匹配国家发展战略需求，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银行业需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大趋势，将技术创新作为信贷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通过引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技术，重塑业务流程与服务模式。在绿色供应链金融中，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项目碳排放数据、资金流向的全链路追溯，提升信贷投放精准度；在科创企业服务中，借助人工智能构建多维度客户画像，破解传统风控对抵押品的依赖，助力优质科创企业获得融资支持；在风险管控环节，通过大数据风控模型实现贷前、贷中、贷后的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既保障信贷资源安全，也提升服务效率与客户体验。

　　“十五五”期间，保险业将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行业定位在回归保障本源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逐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项目”的核心方向，实现保障功能与服务实体的深度融合。在业务层面，保险业将以服务实体经济重点项目为导向，强化保障功能的精准性：一方面，加快发展健康保险、养老保险、巨灾保险、农业保险等民生保障型业务，尤其在人口老龄化和公共卫生挑战背景下，重点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医疗健康险发展，通过完善民生保障间接为实体经济稳定运行筑牢社会基础；另一方面，深化与实体经济重点项目的联动，针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科技项目、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定制全方位风险保障方案，例如为新能源基建项目提供财产险与责任险组合产品，为科创企业研发阶段提供研发中断险，通过保险机制分散项目风险、降低投资顾虑，为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发展保驾护航。在资金运用层面，保险业将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为核心抓手，强化服务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撑能力：在严格风险管控前提下，保险机构将逐步提高权益类资产配置比例，把更多长期、稳定的保险资金投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点领域，例如通过股权投资、基金投资等权益类方式参与科创企业上市前融资，或认购绿色产业基金支持低碳项目建设，充分发挥保险资金“长期、稳定、规模大”的特性，既提升资金配置收益，更成为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资本力量。

　　“十五五”期间，基金业将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黄金期，行业核心发展逻辑从“重规模”向“重回报”深度转型，以“强化投研能力、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为核心目标，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中发挥更精准的作用。规模增长将以“长期回报稳定”为前提，形成“回报驱动规模”的良性发展格局，而非单纯追求规模扩张。在核心转型方向上，基金业将把“强化投研能力”作为“重回报”的根本支撑：一方面，基金管理公司将重构投研体系，聚焦“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优化投研资源配置，强化跨市场、跨周期的宏观研判能力，避免短期投机性策略，通过扎实研究筛选长期价值标的；另一方面，打造差异化投研优势，针对不同投资者的风险收益偏好，设计匹配的长期收益策略，切实将投研能力转化为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在产品布局上，基金业将以“提升长期收益稳定性”为导向优化产品结构，而非单纯追求产品数量与类型的多元化：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指数型、QDII基金等产品的设计与发行，需基于投研团队的能力边界，例如指数型基金需通过投研优化跟踪误差控制，提升长期跟踪收益；QDII基金需依托全球投研网络筛选优质海外标的，避免盲目布局；同时，重点发力养老目标基金、ESG基金、公募REITs等契合长期投资需求的产品：养老目标基金需通过投研制定动态资产配置策略，匹配居民长期养老资金的稳健增值需求；ESG基金需通过专业ESG研究体系筛选可持续发展标的，在控制风险的同时追求长期收益；公募REITs需通过投研深入分析底层资产运营能力，保障长期分红稳定性，让多元化产品真正服务于“重回报”目标。

　　证券业将在“十五五”期间迎来新一轮转型升级，成为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和直接融资比重提升的直接受益者。随着交易制度不断完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加速建设，证券业将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未来，证券公司将加快向综合化、专业化、数字化和国际化方向转型，构建以投资银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机构业务为核心的多元化业务格局。投资银行业务将继续向专业化、精品化方向发展，不仅要满足企业IPO、再融资和并购重组需求，还要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融资与财务顾问服务，特别是加强对科技创新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绿色低碳企业的支持力度。财富管理业务也将迎来爆发式增长，证券公司将强化资产配置和投资顾问能力，提供涵盖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理财产品、养老金产品的综合化财富管理方案，以满足居民财富保值增值和养老储备需求。机构业务方面，证券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研究和交易能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研究服务平台和高效的交易体系，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同时，证券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将全面提速。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证券公司将在投研、风控、交易、合规等方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提升效率和服务水平。国际化发展方面，证券公司将积极参与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拓展海外布局，加强跨境投融资合作，提升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监管层也将引导证券业在创新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合规与风险控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行业稳健运行。可以预见，证券业将在“十五五”期间迎来新一轮的黄金发展期，成为推动金融强国建设和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中短期内，宏观政策将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金融政策更加注重稳增长、防风险与促改革的动态平衡。货币政策预计将保持稳健取向，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推动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同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税费优惠、专项债券、政策性金融工具等多渠道支持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和中小微企业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确定性。

　　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将持续深化。上市流程更加市场化、规范化，信息披露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退市标准更趋严格，常态化退市机制加速形成。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优化，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推动投资者结构从“散户化”向“机构化”转变，市场内在稳定性和韧性有望增强。债券市场发展重点转向提质增效，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统一，违约处置机制更加健全。

　　A股市场整体有望迎来估值系统性修复与结构性机遇并存的格局。随着宏观经济进一步回稳向好，企业盈利增速预计触底回升，市场整体估值中枢有望逐步上移。结构上，金融资源将持续向国家重点支持领域倾斜，科技创新、绿色低碳、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产业将获得更多政策红利的加持，尤其是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紧密相关的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板块，不仅将受益于信贷支持和财政补贴，更将获得产业基金、资本市场融资等多渠道资金青睐，形成明显的超额收益机会。

　　债券市场预计呈现总体稳定、结构分化的特征。利率债市场受货币政策稳健和机构配置需求支撑，收益率大概率保持区间震荡，大幅上行或下行的概率较低。信用债市场分化将进一步加剧：高等级信用债，尤其是央企、地方优质国企和行业龙头发行的债券，将继续受到追求稳健收益的机构投资者追捧；而部分弱资质区域城投、房地产及经营承压的民营企业债券仍将面临估值压力和流动性挑战。伴随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国际主流指数及配套开放政策的推进，外资配置力度有望持续增加，债券市场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将再上新台阶。

　　汇率方面，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双向波动的特征更加显著。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步修复、国际收支结构的总体稳健，以及央行丰富的政策工具箱，将为汇率稳定提供坚实基础。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计价、外汇储备中的功能持续增强，特别是中国与更多贸易伙伴签署本币结算协议，将有效提升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和认可度。

　　中长期来看，伴随金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和市场基础制度的根本性完善，中国资本市场将迎来体系结构、运行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全方位提升，成为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财富增长的关键枢纽。

　　直接融资比重大幅提升是必然趋势，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将显著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更加健全，各板块定位清晰、错位发展、互联互通。北京证券交易所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效应充分发挥，科创板“硬科技”特色更加鲜明，创业板“三创四新”支持力度持续加大。机构投资者占比预计将大幅提升，保险资金、养老金、银行理财等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市场参与度和话语权显著提升，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理念深入人心，市场波动性有望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和长期投资价值更加凸显。

　　A股市场有望步入一个以结构升级为特征的长期健康发展轨道。一方面，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新动能持续壮大，将孕育和催生一大批治理规范、具有核心技术和国际竞争力的优质上市公司，为市场注入源源活水。另一方面，随着居民财富积累和养老投资需求爆发，通过公募基金、养老金账户等渠道入市的长期资金规模将持续增长，成为市场重要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科技创新领域将是资本市场最富吸引力的投资主线。围绕科技自立自强和国家战略需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融资支持和研发投入，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将脱颖而出，其成长性和估值体系将重新定义。

　　绿色低碳转型将重塑资本市场的产业格局和投资逻辑。“双碳”目标约束下，绿色金融标准、信息披露和激励机制日益完善，引导大量资本投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绿色交通、循环经济等领域。绿色债券、ESG投资基金、碳金融衍生品等产品创新层出不穷，绿色投资将从主题概念成长为最具确定性的长期赛道之一。

　　养老金融生态的繁荣将为资本市场带来巨量的长期资金和深刻的业务变革。随着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落地和政策激励效应显现，每年新增缴费规模有望达千亿级别。这部分长期资金的投资需求，将极大促进目标日期基金、目标风险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养老理财等合规、稳健、长期限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优化资本市场资金结构，同时也为资产管理机构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1）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出现超预期大幅调整，如推翻中美经贸联合声明形成的共识，推行更高幅度“

　　”，或出台其他对华贸易限制性政策，进一步冲击中美贸易，抑制中国对美出口。（2）中国国际经贸关系大幅恶化，除美国外，其他国家跟风采取贸易限制措施，增加贸易壁垒，阻碍中国产品出口。（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部分国家以产业保护等为由，针对中国出口商品设置技术、环保等各类严苛标准，影响中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4）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干扰中国出口产业链正常运转，削弱出口竞争力。

　　胡玉玮：首席政策分析师。经济学博士、牛津大学博士后、欧盟访问学者。曾担任中国证监会研究院国际金融部负责人、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驻华代表（养老金与保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顾问专家，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客座研究员。参与或主持多项国际、国家和部委重大经济金融领域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国际金融、资本市场。

　　周之瀚：中信建投政策分析师，中国人民大学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学博士，曾挂职于中信集团。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