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安虚拟货币处置（报道，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以太坊等）已深度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然而，其法律属性——究竟是无价值的代码串，还是受法律保护的财产——长期以来在理论与实务界争议不断。近期，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抢劫虚拟货币案（张某某等抢劫案），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司法实践样本。该案例已入选《中国法院2025年度案例》，其对虚拟货币案件中的数额认定与

　　2022年5月，被告人张某某与被害人陈某约定，以人民币30余万元的价格“兑换”5万余个某虚拟货币。交易过程中，张某某伙同他人，以“验币”为名将陈某诱骗至车上，在车辆行驶至偏僻山林后，采取暴力控制、抢走手机、逼迫密码等手段，强行将陈某钱包内的53008个虚拟货币转走。得手后，大部分虚拟货币（45871个）被张某某用于网络赌博等违法活动挥霍。

　　本案的首要争议点在于，虚拟货币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能否成为抢劫罪的犯罪对象。

　　二审法院（漳州中院）在裁判中明确指出：某虚拟货币是常见的虚拟货币之一，具有交换价值和经济属性，是一种虚拟商品，具有财产属性，可以成为抢劫罪的犯罪对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根本目的是转移被害人对虚拟货币的占有，并获取其背后的财产利益，其行为直接侵害了公民的个人财产权益。这一认定，明确了在司法实践中，虚拟货币作为“虚拟商品”的财产地位，为后续定罪量刑奠定了法律基础。

　　涉虚拟货币犯罪，数额认定直接关系到量刑轻重。虚拟货币价格波动剧烈，且交易具有一定的匿名性，如何确定其案发时的价值，是实务中的“拦路虎”。本案集中展示了四种主要的认定路径及其利弊：

　　1.以被害人购买成本认定：符合财产犯罪以实际损失计算的基本原则，但实践中被害人常无法提供有效的“溯源”购买凭证，导致该路径受阻。

　　2.以被告人销赃获利认定：若被告人已变现，可据此认定，但本案中赃款去向为网络赌博，获利金额无法查清。

　　3.以案发时域外交易平台均价认定：看似客观，但虚拟货币全球价格波动大，且不同平台存在价差，单一采纳可能失准。

　　4.以双方交易约定价格认定：本案最终采纳了此路径。法院认为，被告人与被害人商定以30余万元交易5万余个虚拟货币，且该价格与同期当地市场价基本一致，排除了引诱或价格虚高的可能。被告人主观上抢劫的对象即是与虚拟货币等值的30余万元，据此认定犯罪数额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

　　这一裁判规则提示我们，在交易环节发生的涉虚拟货币犯罪中，双方达成的、且与市场公允价无明显偏离的合意价格，可以成为认定犯罪数额的有效依据。

　　对于查扣在案的虚拟货币及无法追回部分的处置，存在三种观点：返还被害人、一律没收国库、区分情况处理。本案采纳了第三种更为精细化的方案：

　　1.前提审查：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害人持有的虚拟货币（本案中为“挖矿”所得）系非法获取。

　　2.处置方式：对尚在被告人钱包内未被挥霍的7148个虚拟货币，公安机关已发还被害人。对于已被转移、无法追回的45871个虚拟货币，二审法院撤销了一审“继续追缴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的判项，改为“责令上诉人张某某退赔被害人陈某人民币259629.86元”（按双方约定的最低单价5.66元计算）。

　　这一改判极具深意：既避免了直接判决将虚拟货币折算成人民币可能引发的政策风险（因国家对虚拟货币交易的政策导向），又通过责令退赔等值人民币的方式，切实保障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其核心逻辑在于：保护合法财产权益，对来源合法的虚拟货币，应返还或折价退赔被害人；处置时须注意司法判决与金融政策的协调。

　　张某某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几名抢劫者判处了实刑，更在于其系统性地回应了数字经济时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新挑战。它清晰地表明，尽管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但作为具有客观经济价值的“虚拟商品”，其背后的财产权益应受到法律平等保护。同时，该案为处理同类案件提供了可操作的裁判指引：在认定数额时，可灵活采用“双方约定价”等方法；在处置财产时，应坚持“保护合法、区分情况”的原则，力求在打击犯罪与保护权益、遵循政策与维护公正之间取得平衡。